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间隙，发动机的动力在变，过去高增长所依赖的欧美市场需求和房地产繁荣难再发力，城市化与居民消费两大增长因子尽管动力初现，但尚不够强劲，由此导致经济减速。
但是即便是这种方式，还是容易产生把红利按户籍人口分还是按劳动力分等问题，分配过程中也会出现财务漏洞和村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以及由于部分村民户籍变更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纠纷。目前农村征地时发生纠纷事件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农民漫天要价，还不如说是个别村干部私吞拆迁款等腐败行为。
土地可作为申请银行贷款的担保物，也可以出租或出售给提供更佳用途的人，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实际上所谓的‘钉子户现象在目前中国城市拆迁工作中已经经常发生过，而它不是在农村征地时才发生的独有现象。农业改革使中国在历史上首次解决十三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同时为工业化提供了几亿‘农民工，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尽管1978年的农村改革废除强制性的共同劳动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为农民致富开辟了一条路。不管一个人过去为创造当地集体资产做过多少贡献，只要他的户籍离开本地，他就无权带走一分钱，等于自动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力。
即便是农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共同所有的制度往往只养肥了那些掌握权力的村干部，对普通农民来说远没有自己拥有彻底的土地所有权那样起到保护自己利益的效果。农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经济能够高速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他们所说的市场导向就是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资源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机会不公，现在已既是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具有杀伤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对城市居民来说，文化的、世俗的和经济的优越感，使他们从来就并不怎么看得上农村里的农民二哥。这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职务消费泛滥，利用掌控的巨大国有资源捞好处等。
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复杂系统。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诚如马克思所说，平等不再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同等规模的资本之间。
还有一些人，是从保护民族工业、民族的经济独立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强调必须有国企，主要是中央企业。本来，维持社会稳定，既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条件，也是法治社会的产物和需要。强势政府往往意味着更主宰性的分配力量。国企的尴尬就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其实也已存在着在若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商业利益的追逐侵蚀了社会公正和人文价值的问题。
但这就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国就会受到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掌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是全球性的问题。
当然，政府并不是一个省油的角色，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问题。这些反映出，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城镇市民阶层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人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的需求近年来已在急剧增长。
由于政府都是通过强制的征税权生存，又是通过强制力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奉行的显然不是市场的逻辑。不能干的人觉得国企虽然待遇和发展机会差些，但工作压力不大，在这儿混个生活容易，养老也有保障。
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特殊性。历史表明，权力的腐败总是最大的腐败。这就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人有惰性，不讲动力和利益，人们都吃大锅饭，效率低下，普遍贫困。国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好，不被认为是职工的境况地位在公企比私企强，反被指为特权和刮国有资产的油。这是为什么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表面的。这样我们就在政府权力还没得到有效约束前，又要回答市场是否就是替代方案的问题。
因此国企中优汰劣胜，很难避免。但在18世纪中小商品生产的鼎盛时期，市场既受制于封建枷锁和行会壁垒，也受制于交易规模和生产能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生活都并不美妙。
但不讲公正平等，弱肉强食，人可为奴，人类又回到早期乃至动物世界。有财产有资源的人与一无所有的人，选择空间迥异，可交换的内容大不相同。
相对而非绝对垄断的寡头竞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一些人抨击国企，不是基于经济，而是基于政治，是为了削弱政府和官员的权力。
这在统计意义上也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体占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存在垄断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竞争。中国的历史表明，当这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外来流动人口(史称流民)时，社会的动荡往往为期不远。同时，与人体的发育一样，市场的发展也有癌症，这就是垄断。
能干的人到国企，往往是为了有个经历，积聚资源，一旦时机成熟，或自立门户、反戈一击，或待价而沽，跳进外企。国企主要领导既要搞好企业，又要顾及乌纱帽，行为很难不扭曲。
现在垄断的领域，也要尽可能打破垄断。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国企 。
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摆脱了最初集体经济对自己的人身束缚，继而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他们挣脱了乡村和土地的束缚而进城打工，比起过去，已是很大的进步。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分歧的实质则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但是其管理和控制，还是要在国家手中。国企领导的工资奖金只有同等规模的外企或民企的几十分之一，被指为薪酬过高，要严加控制和继续降低。这样，即便为了市场本身的秩序和发展，政府的角色就一直如影随形。在群体事件中为了维稳而牺牲法治，或者不论是非，纵容姑息，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守法，不信法，挺身试法。
可见，群体事件的发生和蔓延，反映了社会尚缺乏解决这类矛盾的正常的民主与法治管道。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无论银行保险证券，还是油田矿山电信电力，央企之外，要么给外资，要么就是家族寡头了。
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之中。加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有助于解决不少矛盾，但仍然会存在并产生新的问题，就如今天美国和欧盟也有自己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困境一样。
实际上，现在经济改革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否就是国企，而后者又如何与市场经济兼容。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寡头化和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和混乱动荡的例子，比比皆是。
